專題

　　現代世界充滿矛盾：在發展中國家，不少人在貧窮線下掙扎求存，雖面對天災人禍，卻未減求生意志。另一方面，在已發展國家中，卻有愈來愈多人在面對困難時寧願放棄面對，早日結束生命。雖然是面對同樣不可逆轉的困局 — — 死亡，每個人採取的基本態度卻截然不同。

　　現代人面對死亡的態度是混亂，沒有原則的。若按中國傳統的思想，則人死如燈滅，只要生前能夠盡其在我，完成應盡的責任，在最後的日子况只需順其自然，便也無不安或畏懼。因此古人在年老時會安然接受選購棺木和風水墓地，藉以保障後代福蔭，也同時是身後事。

　　可是，西風東漸之後，我們對生命的「操控欲」不斷加強。從正而言，現代醫學一日千里，不單使我們的平均壽命延長，但也使不少人臨終而不去，苟延殘喘。例如，罹患絕症而痛苦不堪的病人，或成為完全喪失思維能力的植物人。於是，有論者認為，與其無尊嚴地苟活，不如有尊嚴地自尋短見。

安樂死放棄生命不求存

　　首先需要指出，安樂死不同於自殺。現代社會一般不以自殺者為罪犯，而較多以自殺者為需要協助與同情的弱者。因此，不管當事人是否願意，社會總會對他搶救和治療。安樂死則不同，當事人不單會拒絕任何形式的急救，而且還要旁人協助和保證自殺成功。假若安樂死因立法而成為社會容許的選擇的話，政府和有關事業人員更需要向當事人提供直接協助（例如提供毒藥）或間接支持（例如容許「死亡醫生」公開執業）。不問而知，要實現這種「權利」必然被宗教信徒和人道主義者反對，因此安樂死合法化的訴求常也在眾多反對聲音中難以實現。到目前為止，僅荷蘭和美國的俄立崗州可以合法地由醫護人員執行安樂死。

　　儘管如此，鼓吹安樂死合法化的運動仍是歷久不衰，不少民意調查也發現，民眾的接受程度與日俱增，並且常將安樂死與「終止無效治療」相提並論，混為一談。

　　我們需要明白，終止無效治療理論上不會加速病患者死亡的速度；相反，安樂死的目標，卻是要加快死亡的步伐。前者的基本要旨是：人有權利拒絕徒勞無功的醫治手段；後者的要旨卻是：人有權利獲取別人的協助，提前結束生命。這種訴求對於罹患絕症者尤其吸引，因為不少頑疾並沒有百分百的治愈率，任何努力到最後也只不過是一場或然率的結果。當面對一些存活率較低的癌病時（例如腦癌、胰臟癌），有些病人難免氣餒，放棄進一步治療的可能，「有尊嚴地」提前結束生命。

骨牌效應　尊嚴滑落

　　安樂死其實是一個無奈的選擇，卻常被包裝為個人獲取尊嚴和控制的途徑。可是，從傳統中國的道德而言，所謂身體髮膚，受諸父母，若非有更高的理想（例如殉國），則我們便不應犧牲孝道而自我毀滅。若從宗教角度而言，則冥冥中自有主宰，人類不應干預造物主的權力。可惜，對於既無宗教也無強烈宗族觀念的現代人，上述理據全不受用。

　　當然，患上不治之症是安樂死的最大理由。但是，不治之症的概念也常常是相對的。若以「死亡」作為絕對標準，則患上腦癌的年輕病人和一個年屆八十的老人家，可能都只有很短的在生日子。前者應該提前結束生命的話，則高齡長者也便沒有生存的理由。不少反對安樂死的人士，便是擔心這種「道德滑坡」效應，因為「不如早死」這個論點一旦被接受，則入圍者不單包括罹患「絕症」的病人，還會包括高齡長者、長期病患者、甚或處於極高風險的健康人士（例如在戰亂或饑荒地區的難民）。若然安樂死的理據成立和被接受，我們不單應該鼓勵他們自殺，還要提供達致「安樂死」的各種方便。

死亡恐成唯一出路

　　安樂死的支持者也常以疾病，不能忍受的痛苦作為尋求安樂死的理據。可是，若果鎮痛治療得以進一步發展，則這個理據便不攻自破；而理論上，鎮痛治療並非不能繼續發展。問題的弔詭之處卻是：若然安樂死已是社會正式接受的選擇，則我們也毋須投入龐大的社會資源去發展鎮痛治療，更毋須考慮發展甚麼善終服務。既然這些治療和服務不在社會政策發展之列，則安樂死便是飽受病痛折磨的病人的唯一歸宿。換言之，對於整體社會來說，這其實是非此則彼的公眾抉擇，在社會資源日趨短絀，弱勢群體（包括高齡長者、病患者）日受輕視的香港，安樂死若不幸為主流民意所接受，則鎮痛治療和善終服務更難有發展機會。

　　安樂死其實並不能省錢。因為這個政策會被濫用，政府需要訂立眾多法例和監管機制，例如，在荷蘭，若嚴格執行的話，醫生需要多次紀錄病人的要求，和得到另一位醫生的專業認可。為免被患有抑鬱症的病人濫用，社工和心理專家也要為病人提供適當輔導。法例雖然是如此訂定，但我們可以想像，在實際執行時必定有不少漏洞，於是，只會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。

醫德天職難再持守

　　首先，是病人家屬的罪疚感。如果醫院方面為了節省資源，軟硬兼施地引導病人和家屬作出不恰當的決定，事後，家屬們難免會終生背負良心上的不安，他們之間的裂痕也不會容易彌補。

　　當然，我們可以依賴醫生們的專業操守，由他們把關，務求使到每個安樂死的決定都合情合理。但是，對於醫生來說，這將是難背上職責，因為任何「無可救藥」的結論，都只是基於我們目前僅有的知識，和各個醫生不同的經驗和判斷。報章上間中有昏迷多年的病人恢復清醒的奇蹟。我們可以想像，一個有良知或是有宗教信仰的醫生，會是多麼難以啟齒，建議病人或其家屬選擇提前結束生命。

　　醫生本是以救死扶傷為天職，但是，假若安樂死為我們社會所接受，順理成章，他們又要負起殺人或助人自殺的任務。這樣極端的對立面集於一身，無疑是對醫療專業的嘲弄，也只會鼓勵更多醫生採用冷酷和「物化」的態度對待病人，只將他們作為「可救」或「不可救」的物件。

　　簡言之，安樂死其實並非解決我們目前面對醫療和疾病眾多問題的良方。它只是個過分簡化的選擇，未經深思熟慮的選擇而已。

◆ 文：林昭寰博士　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

　圖：吳順珍

第二八八期		二零零一年八月